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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订单-众包骑手”是外卖骑手制度中的一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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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京发表国情咨文

這些枯燥的數據,對應到大成和老羅等專職騎手的現實生活中,就是每個人都變得更忙了。

派單是個手藝活,站長和調度在電腦面前,快速將跳出的訂單進行分配,查看每個騎手的動向,發現問題直接電話聯繫,熟練起來,一人一天能調度超過1200個訂單。

「挺悲哀的,」老羅嘆了口氣,他想起了很久前那個要求自己畫一個小豬佩奇的顧客,「我常常想,其實騎手與顧客、與商家之間,也許就差那樣一張小豬佩奇。」

由於美團在外賣行業市佔率超過60%,常被視為代表行業主流,美團當時的虧損,也往往被投資者用來討論「外賣的商業模式是否成立」。

過去5年,美團騎手成本占外賣傭金的比重在持續下降:2016年,其佔比高於98%;2018年,這一佔比下降至83.9%。據見智研究所測算,2019年佔比將繼續下降,或至81.3%。

據餓了么蜂鳥配送發佈《2018外賣騎手群體洞察報告》,外賣小哥的平均年齡大約為29歲;很多小鎮青年來到大城市做了「外賣小哥」,77%的蜂鳥騎手來自農村。

老羅記得那是在美團上市前兩個月,2018年7月1日,他們接到了降薪的通知。「我對日期印象很深,因為覺得就是為了上市好看,所以降我們的薪水」。30個騎手中,有25人參加了抗議,比趙猛他們更直接,騎手們直接寫了聯名辭職信,交到了站長手中。

一百多名騎手參与了這次抗議,趙猛是其中一位。起初,他的想法很簡單:「我們都不接單了,他們沒辦法,只能給我們漲回去」。

老羅親眼看到,一位騎手在由於商家出餐慢導致超時被罰款后,與商家在餐廳中大打出手;在他自己一次性被系統分配了14個訂單,且站長無法幫忙調單的情況下,他只得依次給顧客打電話,找摔車、爆胎等借口,申請提前點擊「送達」。這無形中增加了顧客不滿意和提交差評的概率。

而大成騎手生涯的第一次「失業」,也正是因為代理商A的「數據太差」,導致站點關閉。

有一次,大成在送達外賣后,由於電梯中的網絡卡頓,他無法及時點擊「送達」,超時1秒鐘,罰款被自動扣除。

老羅日後回憶起來,意識到單價大約是以每年1元左右的降幅「一年一年慢慢降低的」。在2019年春節那次調價后,廈門島內的眾包騎手價格調整至1.5公里每單4.5元,每增加500米,多收入5毛錢。

他做回了此前的工作——一名網絡小說寫手,不如騎手收入穩定,不過「也沒有其他更好選擇,先做着吧,不行過一陣再回去跑外賣」。最近,他聽說老公司騎手們又有了新的「KPI」——推銷美團外賣會員。

老羅提供的騎手薪資表老羅說,除了投訴外,針對其它種種違規的罰款都會直接在App中被扣除,並無挽回或申訴的可能。

  赵猛记得,在抗议的第4天或是第5天,一位“不知道是美团还是承包商的管理层”来到骑手们的抗议现场。他没有带来骑手想象中的安抚或妥协,“你们在外卖箱上贴贴纸是违法的,”来者相当直接,“你们不愿意做可以不做,我们不强求。”

這與一年前資本市場對待美團的態度有着天壤之別。那時,美團股價在40-50港元附近徘徊,業務虧損明顯。

出生於1994年的趙猛並不喜歡工廠,那種白天在車間不停歇工作,晚上在宿舍倒頭便睡的工作,對他來說,「太死板了」。相對來看,外賣騎手是個好得多的工作——時間自由、能接觸人,最重要的是賺得多。

2019年中,美團推出了「樂跑騎手」項目,騎手仍為眾包,但管理向專送看齊:每單收入固定,每周必須在線48小時,高峰時期必須在線,每周至少完成150單,要求98%的準時率和99%以上的接單率。一旦不符合要求,每單收入會被扣除1元左右,懲罰將持續一周。以廈門島內為例,平時每單固定5.4元,懲罰價格降為4元。

「數據」是代理商的「命根子」,包括了送單總量、超時率、差評率、投訴率等多重指標。專送騎手的工資和管理制度均有代理商直接指定,每家代理商、每個省市區域各不相同;但是,在「數據」競爭的壓力下,代理商的薪酬制度變得日益嚴苛。

老羅一度哀嘆,騎手並非一個「體面的職業」。當突然看到一位騎手朋友的朋友圈內容時,他不禁感慨說,依然有很多人熱愛這份工作,「願意把這份工作當做一件自豪的事情去干」。

作為「外賣成本」,一同在被壓縮的還有老羅、大成等專送騎手與美團之間的「代理商」,即勞務公司。

美團和餓了么兩大外賣平台成為藍領青年的職業新去向。《2018外賣騎手群體洞察報告》發佈時,蜂鳥配送註冊騎手就已經達到300萬人。美團2018年Q4財報披露,其外賣騎手已達270萬,其中日活躍騎手有60萬。

通常這還要看站長的心情。「如果剛巧和站長關係不好,或者站長太忙了,就不會給你調,超時和差評都只能自己想辦法。」

在那次聲勢浩大的騎手抗議失敗后,趙猛一度決意放棄3年多的騎手生涯。他和同鄉夥伴一起去幫展覽會打零工,最多的時候,一天能賺七、八百塊。但那並非一個長期性的工作,展會結束后,他們再次陷入時有時無的工作狀態,堅持了月余,兩人雙雙回到了騎手的電動車上。

「眾包騎手」是外賣騎手制度中的一種,以「眾包」為名,自由度最高,騎手可以自主決定一天的接單時間,如果某些訂單有位置過偏等不利因素,眾包騎手也可拒絕接單。只要他們願意,也可以脫下制服,偷偷穿回自己的衣服,反正鮮少有人前來檢查。

幾個月後,他從餓了么跳槽到美團工作,發現智能調度已經開始普及了。

「智能調度是一個趨勢,」大成承認,「但系統現在的智能程度,真的沒辦法代替人工。」他舉例說,同樣在午高峰時期,為30層的居民樓和寫字樓送餐,前者上樓一趟只需7、8分鐘,而後者由於午餐時白領人群密集進出,等候電梯時間過長,有時甚至需要30分鐘才能送達,「但系統只看距離,不會考慮到這些。」

如今,美團外賣實現盈利讓很多人相信,外賣業務是可以盈利的。

22歲的大成是一名有三年資歷的騎手,先後做過餓了么和美團的專送。他記得,剛加入餓了么時,訂單以人工分配為主,他所在的承包公司擁有一名站長和一名調度,兩人共同負責訂單的分發工作。

調度系統、代理商、騎手,壓力層層傳遞下來,除了辛苦,外賣騎手的工作還徒增了很多風險。

不久前曝出的「美團騎手殺人」事件也再一次將外賣平台與騎手的關係推至輿論爭議中。

在美團發佈2019年2季報后,國盛證券發表對此的研究報告,其中寫到,他們對美團外賣業務有錯判,他們曾認為,「外賣小哥的工資本身就不高,一再的壓縮成本會導致社會問題和配送質量問題」。但如今他們發現,由於此前外賣騎手的工資是高於其他藍領薪酬的,因此有一定下降空間,這也為美團壓縮成本帶來了可能性。

2019年12月22日,在湖北武漢的一家商場內,一名美團外賣騎手持刀殺人的錄像被曝出。關於騎手殺人的原因,有人稱是由於差評,也有說法是因為騎手在取貨時與店員發生了口角。

無奈之下,在2019年的最後三個月,趙猛也轉成了樂跑騎手,「想着回家過年前,能多掙一點」。

「調度是從老騎手中選出來的,對區域內的路線特別熟悉,比如哪個小區有電梯、哪個小區電動車騎不進去,這些對送單速度會都會有影響,調度在分配訂單的時候,都會考慮到。」大成回憶說。

老羅只是希望,外賣平台能有更好的制度、更合理的規劃,以及,能對那些熱愛工作的騎手們「好一點」。

美團發佈的《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》顯示,有1/3的騎手在送外賣之前,職業身份為「產業工人」。

數據來源:見智研究所美團財報中的「騎手成本」,加上顧客付出的「運費」,共同構成了騎手的跑單收入。趙猛和老羅的遭遇不是個案。在過去5年中,美團騎手收入的確下降了;或者說,如果想要維持過去的月收入水平,騎手們只能增加工作量。

有人認為,互聯網外賣平台這個模式的狡黠之處在於,平台在享受「服務競爭力」的同時,成功地將用戶與平台之間的矛盾轉嫁成用戶與配送員、商家之間的矛盾。隨着競爭的加劇,這個矛盾會日益凸顯。

滴滴有過血的教訓。2018年,當滴滴順風車司機殺人案連續發生時,滴滴雖然免於刑事責任,但在輿論、監管的多方壓力下,滴滴的聲譽大受衝擊,順風車業務停擺一年有餘。

最直接的風險就是交通事故。以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總隊統計的數據為例,在2017年,上海全市發生涉及快遞、外賣行業各類交通事故共117起;到了2019年,僅上半年,事故總數便增長至325起,其中美團和餓了么外賣分別為109起、111起,佔比67.7%。

外賣平台吸引藍領青年的主要還是薪資。據2018年上述報告,蜂鳥配送的調查顯示,騎手月收入在4000元—6000元,餓了么強調,這個數字高於2017年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月平均薪資3813.4元。而美團的報告稱,其56%

老羅畫的小豬佩奇 受訪者供圖不過,大成私下與同站的幾名同事聊天,已經發現了訂單調度的變化趨勢,「我們覺得可能會有智能調度來代替人工調度」。

他騎着自己的外賣電動車在大街上來回奔波,但這一次,他的外賣箱中沒有食物。平日里印着「美團外賣」字樣的箱子上,貼了一張打眼的貼紙,上面的三行大字格外醒目——「停止接單,抵制美團,瘋狂降價」。

美團騎手類App招聘廣告「做外賣騎手,最高月入13000元」,在趙猛剛剛成為騎手時,前述廣告中的願景不難實現。他記得,在2015年左右,1公里的外賣單大約能掙8—9塊錢,平均下來,每單能賺10元到15元,「每月一萬多的收入是正常的」。

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,一份發佈於2019年12月31日的判決書顯示,在一起美團騎手遭遇交通事故的訴訟案中,騎手同時起訴了代理公司和美團,但最終判決結果是,代理公司賠償其醫藥費,美團則免於賠償。

公司來了人,在幾句簡單的安撫過後,對方直言,「你們要干就好好乾,不幹趕緊走」。

(原標題:「殺人事件」背後,外賣騎手究竟在經歷什麼?)

在老羅工作的縣城,由於地處偏僻,每單僅能收入3元,而縣城內的標準送達時間一律為37分鐘,超時自動扣除20元,超過50分鐘則被列為「嚴重超時」,自動扣除80元。

在過去數年中,無數藍領青年從工廠湧向了服務業,而外賣平台則是許多人的主要去向之一。根據國家統計局在2017年公布的數據,在80后及更為年長的藍領工人中,從事製造業的比例大於服務業;而在85后至95后藍領人群中,有更多人選擇了從事包括服務員、騎手、快遞員在內的新興服務業。以95後為例,選擇製造業的比例為47.7%,而從事新興服務業的則為52.3%。

而美團、餓了么等外賣平台,作為這一業務的運營主體,以及管理制度、訂單調度規則的制定者,他們與騎手的關係和責任,也同樣是「剪不斷、理還亂」。

以大成曾待過的代理商A為例,騎手每跑一單,代理商可收入1.1元,若每月總計配送2萬單,則收入2.2萬元,該代理商的站長、調度、人事的工資,以及房租、水電費,均出自這些收入。

但這樣的轉變,使他的工作時長延長至12小時,接單失去自主選擇性之後,收入卻與一年前差不多,「每月大約8000塊」。而他仍在做眾包騎手的同伴,以每天工作12小時計算,每月收入降至6000元左右。

這是一次超出預期的財務成績。二季報公布次日,美團股價大漲8.86%。此後,隨着三季報繼續盈利向好,股價突破100港元大關,目前已攀升至110港元上方。

老羅的騎手朋友在朋友圈發文(文中趙猛、老羅、大成為化名)

據多名騎手反映,勞務公司並未為他們支付「五險一金」等社會保障。

見智研究所分析,外賣實現盈利的兩個關鍵要素是,正在下降的配送人力成本與持續提升的外賣訂單密度——人力成本,與騎手的收入相關,訂單密度,與騎手的工作量相關。

簡單來說,儘管那些騎手身着美團或餓了么制服,但他們與這些互聯網平台之間,並未產生法律層面的勞動關係。

對於眾包騎手,智能調度帶來的影響不大,畢竟他們可以自由選擇接單與否。但一個悖論是,隨着樂跑等「專職眾包騎手」的出現,眾包騎手的單量難以維繫理想的收入。許多人與趙猛一樣,不得不轉為樂跑騎手,於是,他們也變得更忙了。

抗議持續了將近一個禮拜。時間一天天過去,趙猛和同伴們的希望逐漸變得渺茫。雖然幾乎島內所有的老騎手都參加了這次抗議,但源源不斷的新騎手接替了他們的運力。

2被轉嫁的矛盾:調和要靠「小豬佩奇」?

的活躍騎手平均收入在6000元— 8000元。

趙猛曾擁有過一段相當滿意的騎手時光。那時,騎手不多,眾包騎手的單量充沛,他能夠挑選那些看起來「很肥」的訂單,也能拒絕一些需要爬7、8樓的老式居民樓訂單,每天跑上8、9個小時,便能賺到滿意的報酬。在餐廳外等餐時,他常常與一同等餐的騎手們打開王者榮耀,「開黑一把」。

老羅展示了一份訂單,包括毛血旺、熗鍋魚、鐵板腰花等9種菜品,「商家可能半個小時都做不完,但系統要你37分鐘內送到」。

1從工廠到外賣:藍領的新時代

系統中的緊張安排傳遞到生活中,就成為許多騎手與顧客、商家關係緊張的導火索。

初春,廈門島上的海風已經有了暖意,卻沒能吹進趙猛的心裏。

此後,趙猛與同伴明顯感覺到,更多的訂單被優先分配給了樂跑騎手。

那大約是在2016、2017年,大成回憶說,他總覺得當時送單的時限沒有現在那麼緊張,很少出現不合理的派單。

然而,儘管外賣平台的制度已經極大程度上在法律層面規避了風險,但可能並不能避免「輿論風險」。

那是2019年2月。春節過後,回到廈門島內的騎手們發現,每一單外賣的收入在以每周0.1元錢左右的降幅被「悄悄」降低。連降幾周后,有人受不了了,帶頭站出來,呼籲其他騎手一起拒絕接單,聯合抗議。

專送騎手老羅的日子也不好過。

3利益、責任與風險在趙猛和夥伴們抗議降薪無果后大約三個月,美團的外賣業務宣布盈利了。

2017年中,美團上線了智能調度系統「超級大腦」,同一時期,餓了么也開始使用智能調度系統「方舟」。

據代理商A的一位管理人員透露,如果代理商的「數據厲害」,每單收入則可以被提升為1.7元,甚至超過2元。同時,他們還可以獲得外賣平台的額外獎勵。反之,代理商承包的站點則有被其它代理商「收購併站」、甚至破產、重新招標的可能。

「跑單都跑不過來,我就在一個小縣城,上哪裡去拉客戶?!」老羅狠狠地罵了一句。他試着在廣場上拉着大爺、大媽註冊了幾次,最終還是放棄了,一氣之下辭職回家。

「以前缺人,投訴不扣錢,底薪也會多一點,」老羅指着他保留的那張薪資表感慨,扣除的罰金歸屬於代理商,也算是對代理商一種額外的「補貼」。

騎手們動搖了。外賣箱上的貼紙陸陸續續被揭下,手機上又響起了叮咚的接單聲。月余后,趙猛也回到了自己的電動車旁。

如何調和矛盾?除了期待用戶、配送員、商家「人人都獻出一點愛」,多一份理解,似乎別無他法。「小豬佩奇」壓力很大。

智能調度系統和對配送員的考核制度構築了外賣平台的服務競爭力,它包括履約速度、服務質量等。

在辭職前,老羅面臨的問題不僅是降薪和額外任務。他和在鄭州做專送騎手的大成一樣,感到訂單的分配越來越密集,也愈加「不合理」了。

在美團,與眾包相對的是平台的「專送騎手」。老羅屬於這一種。他們歸屬某個勞務公司,根據不同公司的規定,需定期開會,擁有更加固定的工作時間,有些是總接單時長不少於8小時,有些區域則會按早、中、晚時段排班。他們主要負責近距離配送,理論上單量更充沛,但也面臨著更加嚴苛的差評、投訴制度。

可惜好景不長,每單10多塊的報酬制度在悄悄變化着。

趙猛是無數藍領青年的一個縮影。

根據北京法院網的分析文章顯示,在騎手發生交通事故時,如果其受雇於美團、餓了么等訂餐平台,則應由平台承擔賠償責任;但當其受雇於第三方公司時,則由該公司承擔賠償等責任。

不過,一個值得一提的現象是,由於種種代理商的存在,在許多事故糾紛中,美團、餓了么等外賣平台都得以規避了責任風險。

在這起失敗的抗議發生前半年,在距離廈門兩千多公里的一個甘肅縣城中,騎手們有着一次相似的失敗經歷。

回歸之後,趙猛逐漸意識到一個更加艱難的事實:眾包騎手的單量越來越少了。

發表于北京法院網的分析文章而無論是眾包騎手還是專送騎手,均不會與外賣平台直接發生勞動或勞務關係。眾包騎手在平台註冊時,平台會自動引導他們與第三方人力資源服務公司簽訂《勞動協議》;而專送騎手則在報名入職后,與當地代理商簽訂勞務協議或勞務派遣合同。

同時,差評一單自動扣除20元。如果遇到顧客投訴、且站長不願給消除投訴的情況,則在每周結算薪酬時,扣除500元——「薪資表上寫扣除150元,其實都是扣500元,」老羅補充說。

和他一起來廈門的同鄉夥伴,起初在咖啡廳做服務員,又在商場做過導購,收入都比不上趙猛。沒過多久,夥伴也和趙猛一起加入了眾包騎手的行列。

老羅和大成有着類似感受。那時他比較閑,有一次送單時,顧客在訂單備註中寫道,「外賣小哥能不能給畫個小豬佩奇」。他哭笑不得,隨手找了張紙,用紅筆畫下了這個動畫角色,並在旁邊調侃地寫道:你是不是傻。

老羅喜愛寫作,他還擁有「網絡作家」這個職業身份。在一份騎手個人感想中,老羅說:我們願意承擔錯誤、承擔代價,但(系統)能不能給我們一個解釋的機會,不讓這個錯誤的代價變得那麼昂貴?

接到系統分配的訂單之後,騎手能夠調整的空間很小,只有在商家出餐超時等少數情況發生時,騎手才能要求站長或調度去「調單」,給予延時或進行其它操作。

抗議降薪失敗后,由於他所屬的勞務公司承擔了「拉新」的任務,大半年前,每個騎手又背上了「每天為美團外賣拓展3個新用戶」的KPI。

他和老羅都能指出智能調度目前存在的種種缺陷,例如,它無法判斷路況、無法識別樓層高低、無法判斷商家出餐時間等等。

對於外賣平台來說,智能調度帶來的效率提升是顯著的。據美團與餓了么的官方數據,系統上線后,兩者的單均配送時長分別降至28分鐘以內、28分36秒。美團稱,「超級大腦」將配送人員的日均單量提升了46%。

這些代理商,往往以物流、跑腿等名稱命名,通過招投標的方式,承包下某個區域的外賣配送業務,並與外賣平台簽訂「外賣配送服務協議」。

以「線下場景」為核心的外賣業務,本就是交通事故、人員糾紛的多發地,在日益嚴苛的考核制度之下,種種矛盾日益凸顯。

四年前,在一家服裝廠打工的趙猛,突然被鋪天蓋地的外賣騎手招聘廣告轟炸,這讓他蠢蠢欲動。

在2019年第二季度,美團外賣業務首次在凈利層面實現盈利,季度毛利達到28.6億元,同比增長102.8%。

僅僅半天之後,包括老羅在內,大部分人放棄了抗議。「只有兩個人真的辭職了,」老羅嘆口氣,「有什麼辦法呢,畢竟在這個縣城裡,降價后的騎手收入,仍然是所有藍領工作中最高的。」

美團招股書顯示,在2017年,美團專職外賣騎手日均單量為26單;而在2019年,依照第三季度日均訂單量為2684萬單,活躍騎手數在50萬—60萬人之間計算,騎手的人均單量增加至44單—53單。

今日关键词:宋丹丹再上春晚